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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1)说在前面

 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,让时间来证明。明白你的人,终归是明白的。但是,我是洞悉人性的。就算时间过去了,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,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,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。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,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。所以我想,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,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,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。

 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。所以,无论人们听,或是不听,我能说明的,我尽可能在此明说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,我从前天起,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。我要减少那些喧嚣,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。

  这份记录的名字,叫《关于》。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、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。当然,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。

 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。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,我已经说了一些,但是,它很快被删除。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,因为,它在发出之前,已经删了又删,记者尽了全力,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。由此,我的表达,既不详细,也没尽兴。纵是如此,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。

  很有意思的是,那篇采访,虽已删到极简状态,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,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。此后,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。所以,我认为,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,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,直接说明,理性表达,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。毕竟,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。

  尤其现在,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,在网上“人肉”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,对他们发起围剿。所以,我想,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。

  其实最重要的、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,即: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,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,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,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。

  所有针对我的、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,都因这本日记而起。所以,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,以尽可能的耐心,再次进行说明。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。

一、关于日记 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。

 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,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。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:

  程永新:方方老师,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,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,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,写个“封城记”,就写写日常生活,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,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?

  我:我不能确定。我先记录着再说。

  程永新:好好,过段日子再来扰叨。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。

  我:是呀,今天还在说,有这样的经历,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。

  当时的武汉,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,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。这天是大年初一,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,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,疑似感染。我们分开,各自过年,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。所以,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。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。封城,毕竟史无前例,而我人在城中,本应记录。

  就这样,我上了微博,写下了第一篇。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,特意问了一声,能不能看见。在这一篇里,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《封城记》一事。

  因为不是写日记,也不是写文章,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,所以我写得很随便,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。初二就没有记,初三则记了两篇。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,以后再写文章,所以写得很随意,也没有好好检查,经常出现错漏字。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,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。

  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?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,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,取名为《方方日记》,又或是叫《封城日记》。我记不太清了,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。而到了那个时候,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,于是就接受了“日记”这个说法。

  重点是:

  1、它是《收获》杂志约稿,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“约稿”;

  2、它最初不是日记,而是为写《封城记》所作的记录。所以,它没有像日记一样“放在抽屉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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