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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6) 关于极左

  极左这两个字,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。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,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?对此,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。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,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,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,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;并且也无法理解,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,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。

  从小到老,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。在很长的时间里,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。因为职业缘故,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,大多也是世道民情、文学艺术、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。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,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,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,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。甚至,有许多当官的机会,我亦都选择了避开。我只想当个作家,觉得写写小说,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。熟悉我的人,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。

  2016年夏,我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软埋》。次年春天,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,就像这次一样。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,群起而攻击。那一年,我有些懵,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,来自何人。当时,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,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,我正在古巴。因为上网困难,竟全然不知。等我回到墨西哥时,看到了一些信息。同时,也有朋友告知说,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,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。到那时,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,其中一个叫“乌有之乡”。在墨西哥期间,通过微博,我作了一个回复。回国后,我先落脚广州,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。而这时,我已知道,全力批判我的人,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,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。有人告诉我说,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。甚或,引发这件事,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。

 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,我写道:

  “因为一部小说《软埋》,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,成群结队挥刀而来。批判、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。大多留言,令人哭笑不得。他们大多没,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,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。对这类人,连生气都不必。

  说实话,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。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,我的命运从此改变。我想,如果我没考上大学,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,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?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。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,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。社会进步,改革不合理体制,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,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。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,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,甚至没有。所以,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,记录并反思,对于一个社会来说,何其重要。土改如此、反右如此、文革如此、改革开放也如此。

  文学即人学。作为写作者,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,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,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。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,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。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,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。其原因在于: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。

 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,都有读者写读后感。有人写一篇两篇,有人写十篇八篇,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,与作者无关。正常的批评,以与人为善的态度,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、研究,乃至尖锐批评,自然会受作者尊重,必要时或许回应。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,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,何必理会?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,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。你不会读书,或是读不懂,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!”

  那场交锋,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,也没有打赏,为此,那一次论战,不必抢人眼球,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,以谋求打赏。后来,这事不了了之。没有胜负。极左们,继续寻找目标,到处打棍子,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,继续发表作品。

  事隔三年,也就是这一次了。

  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,我应《收获》杂志约稿,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。2月3日,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,我在日记中写道:“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: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,记住这些枉死者,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,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。”

  几天后,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,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,它2月6日。写作者,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。为批我的小说,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。我看过其中一篇,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,文笔也差,后面的就没有再看。而今年,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,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“枉死者”,是诬陷医护人员。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:“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‘枉死者’,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,这和香港的动乱中,躲在废青背后的‘大台’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,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?”

 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,以及这样的恶批,是其惯用手法,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,完全可以不睬。但是,接下来的几天,我突然发现,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,几乎全部出动。各种批判我的文章,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。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,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。

  知道前因,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。直到“送侄女到机场”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“手机照片”所谓造谣事件,再借助社会上“仇官仇富”的心理,刻意编排“厅级干部”和捏造所谓“小产权别墅”等谣言,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,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。对我的污名化,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。

 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“极左”的原因。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,其中带着强烈的“私仇”。而对于极左们这种“恨”字当头,要把社会拖入人人“以邻为壑”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,我个人是极其反感,也是一定要反击的。

  坦率地讲,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,这再正常不过。没有,反而不正常。至于我自己,既不是左派,也不是右派。我对“左派”和“右派”中的一些观点,都会有赞同之处。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,却从不站派。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,一向都持反对态度。

  我的日记里,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,即是极左。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,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,尤其是年轻人,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。

 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: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: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!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!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,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,改革必定失败,中国没有未来。

  现在,我仍然要这样呼喊。

  重点是:

  1、启动对我进行批判的人,几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。他们的文章,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。为打倒我,以及对我污名化,他们甚至不择手段,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,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。甚至,经过三年的时间,他们中的某几个,已经堕落成网络流氓;

  2、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,与极左无关。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,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。你在那里吗?如果不在,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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